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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人的錢

    楊大巍 薛倩2022-05-05 16:12

    經濟觀察報 楊大巍 薛倩/文 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說過,“經濟學的第一課是有關稀缺性:我們永遠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完全滿足所有人的愿望。而政治學的第一課,則是無視經濟學的第一課。當政客們發現一些團體在大聲嚷嚷他們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一切之時,‘ 解決辦法’就是給他們更多。政客們從哪里得到‘更多’?他們搶劫彼得以償還保羅。”

    超級富豪稅

    猶記2017年年末,上任不到一年的特朗普強勢推出稅改,在降低各項稅收的同時,更大幅降低了企業的利得稅。新政之下,各大企業或者把留置于海外的利潤帶回美國,或者在美增設工廠,著實熱鬧繁華了一陣。

    四年之后,白宮易主,拜登出任總統。甫上任之際,其新任命的財政部長耶倫就在言談中流露出向個人征收未實現收入稅的想法。言論即出,四下嘩然,質疑和擔慮之聲不絕于耳。不過在那以后,人們并沒有再見到下文,仿佛耶倫只是言之所至,一時興起而已。

    今年三月底,拜登將其稅收方案提交國會。拜登的方案不僅著力于逆轉之前特朗普的稅法,更增加了耶倫曾經談論過的未實現收入所得稅。當初特朗普幾乎是以一人之力推行其政,而今日拜登的身后,則是民主黨的激進派。

    拜登政府試圖提高稅率,早已在人們的意料之中。畢竟,特朗普的稅改之下,個人和企業所得稅、資本利得稅,都降至幾十年來的最低點。拜登在2021年9月曾經提議將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37%逐步提至39.6%,回到特朗普減稅之前的稅率;他同時還計劃將資本利得稅從20%提高到25%。

    盡管之前已經由耶倫放風,拜登此次把向超級富豪征收最低所得稅正式列入提案,還是讓人們感到難以置信。這一方案中,拜登首次明確呼吁對富人的股票、債券等“未實現收益”的資產征稅。富人們的企業價值以及在市場流動的尚未兌現的資產,將被一并算作收入而進行計算,其最低繳稅稅率不得低于20%。

    根據拜登提案,超級富豪稅只是針對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頂級富人,這部分富人占全美人口0.01%。在這一方案中,如果一個富人家庭已經支付了全部收入(正常收入,加上未實現收入)的20%,就不需再繳納額外的稅款。如果加上未實現收入以后進行計算,其交稅稅率不足20%,則需補繳不足部分,以達到20%最低稅率的規定。

    考慮到資本或在流動之中,一次性繳納稅款可能會有困難,拜登提案允許富裕家庭將未實現收入的初始補足款分攤到九年內,而以后新增的未實現收入稅款將可以分攤到五年內繳納。

    超級富豪稅雖然引起頗多爭議,民主黨提出此案卻有其原因和理由。長期以來,美國富人在出售所持有的股票和債券前,聯邦政府并不對這部分資產進行征稅,所以有些資產一直是在“免稅”狀態下悄悄增值。根據有關數據,2014年至2018年,美國25位最富有的人總資產增加了4010億美元,合計繳納聯邦稅僅為136億美元,稅率為3.4%;而同期中位數收入家庭的稅率為14%。

    差距如此懸殊,稅率聽起來又如此地不合理,民眾當然深為不滿。而與此同時,為解決貧富懸殊,政客和稅務專家實際上也一直在討論著應對之策。

    拜登的方案可以算作對此種不公現象的回應和對策。白宮新聞簡報辦公室特別就此發文,指出美國的稅收政策在過去獎勵的是財富,而不是工作,這也導致了美國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加劇。簡報認為,拜登的億萬富豪最低所得稅將會使得美國的稅收政策更加公平,同時也有助于美國在未來的十年內,減少赤字,增加收入,使美國政府在財政基礎上更加穩固。

    贊成者半,反對者半

    民主黨誠當為此雀躍歡呼。包括伊麗莎白·沃倫在內的民主黨激進派認為,美國最富有的個人,如埃隆·馬斯克和杰夫·貝索斯,由于沒有太多實際收入申報,只需繳納很少或根本不用繳納所得稅,而這些超級富豪通??梢垣@得以資產價值為擔保的貸款,為他們奢侈的生活方式融資。

    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羅恩·懷登說:“他們就是這樣做的。他們對會計說,‘確保我不賺任何收入、任何薪水。’然后他們又說,‘確保我能買、能借。’幾年前沒有人知道這件事,現在人們對此很感興趣。”

    這實際上也就是人們常常聽說的,有些富人不拿或拿極少薪水的原因。

    沃倫在之前競選總統時,曾以她所提出的財富稅而聞名。她提出應該對5000萬至10億美元的家庭和信托資產凈值征收2%的年稅,對10億美元以上的家庭和信托資產凈值征收1%的年附加稅,或總的3%。對此,拜登此前基本持回避態度,更支持提高最高邊際所得稅稅率、對資本收益和房產增稅、提高公司稅等傳統做法。此次拜登提出億萬富豪稅方案,沃倫不禁大加贊賞,認為這將解決她自己的計劃所引發的一些憲法擔憂,因為一些共和黨人批評她的計劃是在違反憲法攫取財富。沃倫贊揚道:“一些人想就我的提案提出憲法問題,而總統相當優雅地回避了這些問題。”

    但并不是每一位民主黨人都對此持贊成態度,民主黨的中間派參議員喬·曼欽就反對這一計劃。曼欽認為,這將開創一個不好的先例,即對一項資產在實際出售和轉換為現金之前的理論增值征稅。“你不能對沒有掙到的東西征稅。掙到的收入才是我們征稅的基礎”,曼欽的理由相當明確而簡潔。

    共和黨理所當然地反對拜登的方案。參議院共和黨人約翰·圖恩持有同曼欽相似的觀點:“我們的稅收政策一直有一個原則,必須先收到收入才能征稅,這完全破壞了這一原則。這是一個危險的先例。”

    稅務專家們總體來說更喜歡拜登從前的態度,即只有當資本收益被實現時才對其進行征稅。保守派和其他法律學者認為,對財產(即未實現收入)而不是收入征收所得稅,可能存在違憲問題。一些稅務和金融規劃專家也警告說,拜登的提議將很難實施,并將對富人造成巨大的稅收打擊。

    最為關鍵的是,人們認為權力是掌握在富人手中的。如果國會予以批準,富人可能會提出法律挑戰。富人也會進一步動用游說力量,以影響拜登的政策。更致命的是,立法者參眾兩院的議員們大多財力雄厚,兩院因富翁聚集而被人戲稱為“百萬富翁俱樂部”。讓富人拿自己開刀,可真是有點天方夜譚。

    稅收及累進制稅收

    如果稅收制度的唯一目的是增加收入,那么它可能會很簡單。但它還有其他目標,包括公平、效率和可執行性。它的根本特性是重新分配財富資源。長期以來,美國國會正是利用稅收制度影響社會政策,并為特定群體和行業提供福利。

    美國的開國元勛們完全拒絕征收所得稅,不得已而為之時,則強調需要統一和平等地保護所有公民。美國憲法如此規定:“所有的稅、關稅和消費稅在整個美國都應該是統一的”,所以早期的所得稅稅率是統一的。直到1913年,美國才開始引進累進制稅收。

    累進所得稅原則是,賺的越多,必須繳納的稅款的比例就越大。今日美國的整體稅收制度是累進的,收入更高的人不僅要繳納更多的總稅,交稅稅率也應更高。累進稅廣受歡迎,尤其是低收入的民眾,因為這將納稅負擔轉移到了最有可能納稅的人身上。

    稅收政策對不同種類的收入規定有不同的稅率。政策給予某些收益以優惠,有時會導致高收入人群的納稅稅率低于低收入的人群,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長期資本收益的優惠稅率有時會導致富裕納稅人支付的總稅率低于中產階級。

    早期的政治家抗拒所得稅,對于累進制則更加抗拒。第四任美國總統詹姆斯·麥迪遜認為,如果國會能夠對一組公民征稅,并將福利授予另一組公民,那么“黨派精神”將占上風。而內戰期間由林肯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費爾德更是預言:“一個很小的累進稅將會成為日后更多更狂暴稅收的基石,直到我們的政治博弈演變成窮人對富人的戰爭。”

    確實,稅收政策很快成為政治家手中的武器。赫伯特·胡佛和富蘭克林·羅斯福以蕭條和戰爭為借口,永久性地擴大了所得稅。胡佛執政期,最高稅率從24%提高到63%。羅斯福則更將最高稅率升高至離譜,先是提高到79%,后又提高到90%。他曾說:畢竟,稅收是我們為在一個有組織的社會中享有會員特權而支付的費用。1941年,羅斯福甚至提議所有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人實行99.5%的邊際稅率,盡管未被國會批準。

    羅斯福無疑成為第一位大規模實踐麥迪遜所說的“黨派精神”的總統,他也充分詮釋了菲爾德所說的“ 窮人對富人的戰爭”。隨著大幅累進所得稅的實施,羅斯福利用聯邦財政部獎勵農民、銀礦工人,以及擁有大量選票的田納西河谷的南方人。這一切,盡管是出于同情,有著良好的初衷,卻也為他自己在日后贏得了大量的選票,可謂公私兼顧。

    新稅收方案恐會夭折

    有必要通過一些數據,來了解一下美國的財富分布和繳稅現狀。

    美聯儲的最新數據顯示,收入最低的47%那部分人不繳納所得稅,收入前1%的那部分人繳納稅款占全部稅收的39%,前10%的那部分人,繳稅占71%以上。

    另一方面,最頂層1%的美國人,其總凈值為34.2萬億美元(占美國家庭財富的30.4%),而最底層50%的人口,其總凈值僅為2.1萬億美元(占所有財富的1.9%)。

    法國經濟學家祖克曼的分析指出,最富有的0.01%,大約18000個美國家庭,其財富超過了鍍金時代的財富水平。這些家庭如今擁有美國10%的財富。相比之下,在1913年,最頂層的0.01%擁有9%的美國財富,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這一比例僅為2%。

    與此同時,美國現時的稅率也是美國歷史上最低的年代,以至于美國成為當今全世界的避稅天堂。

    盡管那些最富有的人群也繳納了最大份額的稅額,這仍然是一個貧富日益懸殊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拜登的新稅收方案聽起來格外地激動人心,并且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即便如此,拜登的方案大概率不能獲得通過。不僅是共和黨人均持反對意見,民主黨的一些成員包括上面所說的曼欽,也對此持表示遲疑或不贊成。

    總體來說,拜登的方案,在現實中實施起來可能遇到的阻礙要遠大于人們的預想。未實現收入的稅收計算無疑會給原本已是復雜繁瑣的稅收法則帶來更多的麻煩,雖然技術上的難題自有無數聰明絕頂的稅收專家予以解決,但是目前美國國稅局人員的極其短缺卻是不爭的事實。2021年,無數家庭收到了來自聯邦稅務局支付的利息,原因是國稅局未能及時向那些應該收到退稅的家庭支付退稅,這表明國稅局的工作是如何的置后。事實上,直到現在,仍然有許多家庭尚未收到2020年應得的退稅,意味著國稅局仍然存有難以置信的積壓事務,而且,我們仿佛仍然看不到這些積壓事務何時能夠得到解決。

    財政赤字向來是美國政府面臨的一個最為棘手的問題,之前的幾任總統都致力于解決。拜登政府的愿望值得尊重,不過向富翁征收未實現收入的所得稅,難免有寅吃卯糧、殺雞取卵之嫌。當這些未實現收入的稅額終于交齊,政府將會無從繼續獲取額外的收入。而當這批未實現的收入終于實現之時,政府在事實上就會缺失了一筆本應該在那時獲得的稅收。不僅如此,當未實現收入數值下降之時,原本繳納的稅額是否應該退還?或者交完稅款的收入,是否會抽出市場而對其時的經濟造成傷害?

    估算起來,馬斯克目前未實現收入的稅額高達500億美元,貝索斯可能高達300億美元。坊間流傳有一則笑話:我們是應該把500億美元交給馬斯克,讓他再搞出一個星鏈呢,還是應該把這筆巨款交給政府,任由他們胡亂花費?

    與此同時,如何讓富豪們在沒有如此巨大現金流的情況下繳納這筆稅款而不影響市場,更是一個不小的難題。這些可以預料的后果,如果不加以考慮,顯然失于倉促和不妥。

    從另一方面來說,未實現的收入數額確實巨大,不過因為屬于企業的流動資金,尤其是那些巨型企業,這部分的資金事實上在其領域正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們一方面解決了龐大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這些財富正在用于創造新的財富,在科技的研究及開發方面,作用尤其非同小可。這完全不同于用于個人的支出或揮霍。被視為冒險家樂園的這個國家,在過去的幾百年間,正是由于較少受制于各種限制,尤其是稅法稅收方面的限制,才顯得生機勃勃,隨時隨地涌現出新興的企業和新觀念。向未實現收入征稅這樣一種顛覆性政策,會在現實中扼殺多少蓬勃生長的企業和思維,顯然不難想見。

    拜登政府試圖讓人們天真地以為,人們的經濟行為并不會隨著稅收政策的改變而改變。這有點像是要在每天車流量穩定,而原本不收費的高速上收費,簡單地以為車流量乘以過路費就是高速公路的可得收入,卻沒有考慮到這種情形之下,有多少車輛會繞道而行,又有多少車輛會因此而減少出行。同樣地,拜登的新稅方案之下,那些商業和金融富豪們一定會據此來調節和改變其商業行為。這種改變不一定是出于富人們的本意,但一定是出于資本的本性,因為資本永遠是趨利避害的。

    所有上述論述,都不是反對拜登新稅收方案的最關鍵原因。反對其實源自于一種恐懼心理。人們對于這一方案感到憂心忡忡,既是認為這有違美國憲法,也由于這樣一種顛覆社會規則的方案一旦予以通過和實施,一種社會的底線就可被跨越:私有財產可以被任意處置,政府的權限會越來越大,貧富之間立場的對立會更加加劇。人們尤其擔心這種政策有一種向下輻射的趨向??梢韵胍?,一開始是向億萬富翁增加稅額,待到政府的支出仍舊難以為繼之時,則可能會向百萬富翁們增稅,最后則是面向普通的中產階級。這些顧慮雖有杞人憂天之嫌,但是底線的失守意味著在不久的將來,民眾在決定自己命運之時的潰不成軍。

    人們的憂慮其實不無道理。一年以前,耶倫談論征收未實現收入所得稅之時,人們一面嘲笑,一面抗議。然而這個聽起來荒唐又荒誕的方案,在一年多的醞釀之后已經付諸書面,速度之快遠超過人們的預想。一葉落而知秋至,方案雖難獲得通過,但是人們大概已經預感到秋天將至,冬日也快來臨。

    醉翁之意仍在中期選舉

    如果新的稅收方案能夠得以實施,拜登政府預期,在今后的十年里,可以由此獲得3600億美元的稅收。這一數據雖然讓人心動,但在美國2023財政年度5.8萬億美元的財政預算之中,卻只占區區的0.62%,這對于解決美國的財政困境,提升美國的經濟,所起作用實際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毫無疑問,拜登新稅方案的政治意義遠大于財政意義。今年年初,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曾經警告民主黨,如果再不采取積極措施并付諸行動,民主黨在2022年的中期選舉中恐怕會一敗涂地。今日美國社會問題積重難返,拜登治下自然也沒有得到多少解決,有些問題甚至變得更為嚴重。城市犯罪、供應鏈短缺、物價飛漲、通貨膨脹等社會及經濟現象,擾亂了人們的正常生活,更影響到選民們的情緒,尤其是那些深受經濟蕭條影響的貧窮區域。民主黨的民調處于歷史低點。民主黨急需采取某些行動,既給民眾以信心,又能夠讓民眾的注意力和情緒得到分散和解脫。

    拜登應該也知道他的稅改方案完全不可能獲得通過,因為要對財產而不是收入征稅,不僅執行成本很高,也很難產生預期收入,更會導致資本外逃。然而隨著11月中期選舉的臨近,民主黨選情堪憂,拜登急需找到激勵黨內活動人士、吸引選民支持的辦法。而白宮此時呼吁向富人增稅,旨在通過“融資”提振國內政治議程。所以,即使國會并不可能批準此提案,拜登還是需要努力擺出姿態,迎合黨內激進派,以推進其他國內議程,為岌岌可危的中期選舉找尋一線生機。

    與此同時,陷入停滯的“重建美好未來”法案談判或有可能得到恢復。這是拜登政府繼1.9萬億美元的經濟救助計劃、約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法案后,推出的第三項關鍵經濟立法,但因遭到民主黨溫和派反對而未獲參議院批準。眼下,拜登需要拿出為其巨額支出計劃增加收入的辦法。在提高公司稅、提高最高邊際所得稅稅率等提議毫無進展的情況下,拜登的“融資”選項所剩無幾。

    向富人們增稅之舉具有諸多益處:幾千億美元的稅收數額,無疑是一幅迷人的愿景,既龐大又美妙,足以讓一般民眾歡欣鼓舞和肆意想象,更能夠讓民眾多多少少地平息心中的怨氣。這個世界發展是如此地不平衡,富人們好像擁有魔力一般地賺著越來越多的金錢,其迅速積累的財富足夠顛覆許多小國的國家政治。而另一方面,貧窮的人們一日做著數份工作,卻仍在為住房、子女的教育費用和醫療費用而愁眉不展。即便是拜登的新稅方案無法通過,從某種角度來說,“向富人們征稅”依然是一句響亮而激動人心的口號,它訴諸貧窮選民的困境,訴諸善良義士的情感,更訴諸富人們的良知。本世紀以來,美國商業及金融帝國的巨頭們,包括索羅斯、沃倫·巴菲特、比爾·蓋茨,曾不止一次地致信總統,要求向富人們增加稅收,因為低于普通人及他們雇員的稅率,使得這些富人們深感良心上的不安。

    拜登的這一方案,其關鍵并不在于公平與否,而在于道德與否。在疫情發生以來的兩年多時間里,凋敝的商業和慵懶的人群,亟須一種興奮劑來煥發激情。所以是否能夠通過新稅方案確乎無關緊要,緊要的是能夠讓一眾選民集結到民主黨的麾下,為公義和平等而戰。

    民主黨崇尚社會公義和平等,關注窮人邊緣人及所有的弱小群體,其道德理念傳承于遙遠的法國大革命的先烈們。然而民主黨是如此地癡迷和執著于道德的崇高,對于窮人的同情和關注(或者如民主黨自己所以為地那樣),使得他們對富人常常持有一種仿佛是天生的敵意。民主黨的一系列措施仿佛也均以此為出發點。于是,向富人們增稅——這種殺富濟貧,羅賓漢式的口號,不斷地出現在民主黨的考慮和政策之中,成為民主黨幾十年來揮之不去的情結。

    撇開黨派之爭,民主黨的這種“不問收獲,只問耕耘”的行事風格,用于社會實驗,其害也許遠大于利。民主黨擅以良善初衷來忽視或掩蓋依據此種愿望而行,可能出現令人失望的結果。政治家們固然希冀通過向富人們更多地征稅來解決問題,然而社會問題如此地復雜和根深蒂固,遠非增稅就能解決。而歷屆前任總統們,也早已在這種嘗試中屢屢地敗下陣來。

    里根總統曾說,我們有上萬億美元的債務,是因為我們花費太多??夏岬弦踩缡钦f:今天的稅率太高,稅收太低,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事實,從長遠來看,提高稅收的最合理方法是降低稅率。

    時世紛亂,天下英雄同出而謀大略。11月的中期選舉到來之前,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正使出渾身解數,在仆仆風塵之中沖出一條路來。

    (作者系財稅專家,現居美國亞特蘭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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