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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當·斯密:市場經濟理論無與倫比的先驅(下)

    李義平2022-05-18 23:14

    (圖源:圖蟲創意)

    李義平/文

    看不見的手

    就我掌握的情況,“看不見的手”的提法,在斯密的書中曾經出現過兩次。一次出現在《道德情操論》中,是講必需品的分配;另一次出現在《國富論》中,是講資本、或者說社會資源的配置。

    斯密指出,人們在支持國內產業即投資時,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他寫道:“關于可以把資本用在什么種類的國內產業上面,其生產物能有最大價值這一問題,每一個處在他當時的地位,顯然能判斷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圖指導私人應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本,那不僅是自尋煩惱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問題,而且是僭取一種不能放心地委托給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員會或參議院的權力。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大言不慚地、荒唐地自認為有資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險不過了”。

    “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機制,就是自動調節。他說,如果某一部門投資太多,利潤的降低會糾正這種錯誤的分配。“用不著法律干涉,個人的利害關系與情欲,自然會引導人們把社會的資本盡可能按照最合適于全社會利害關系的比例,分配到國內一切不同的用途上”。“自動調節”這一絕妙的后果是,它會作為它自己的護衛者。如果產量、價格或某種報酬偏離了社會上規定的標準,自有一種力量會調動起來,使之復歸原位。市場是個人經濟自由的巔峰,卻成了大家最嚴歷的監工。在市場上,你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喜歡怎么做就怎么做。然而,如果你做的得不到市場的贊可,則個人自由的代價是經濟上的毀滅。

    斯密的上述結論述告訴我們什么呢?他告訴我們:

    (1)產權是重要的。只有產權與決策者的利益休戚相關時,決策者才會把利潤和企業的健康發展放在首位,才會在做出決策時慎之又慎。

    (2)每一個活動于市場經濟中的投資者會根據自己的利益和自己掌握的信息,做出在他們看來是最佳的判斷,在市場和投資者的相互博弈過程中,使社會稀缺資源達到最佳配置。

    (3)由于信息和認識能力方面的原因,集中決策往往不能保證最佳的資源分配。就我們的實踐而言,聯系歷史和現實,斯密的上述論述實在應當引起我們的思索。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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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富論 

    [英] 亞當·斯密/著

    高格/譯

    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2017年1月

    自由勞動

    其實,分工、交易、資源的市場化配置都是以自由勞動為前提和樞紐的。

    對于自由勞動,斯密從財產權和資源配置的角度做過十分精湛的論述。讓我們不嫌啰嗦地把這些“原始”的論述介紹給大家吧!

    斯密指出:“勞動所有權是一切其他所有權的重要基礎,所以,這種所有權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個窮人所有的世襲財產,就是他的體力與技巧。不讓他以他認為正當的方式、在不侵害鄰人的條件下使用體力和技巧,那明顯地是在侵犯這神圣的財產,那不但侵害這勞動者的正當自由,而且還侵害勞動雇用者的正當自由。妨害一個人,使他不能在自己認為適當的用途上勞動,也就妨害另一個人,使他不能雇用自己認為適當的人。一個人適合不適合雇用,無疑地可交由有那么大利害關系的雇主自行裁奪”。

    斯密批評歐洲的政策“妨害勞動和資本的自由活動,使不能由一職業轉移至其他職業,由一地方轉移到其他地方,從而使勞動和資本的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時會出現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斯密的這些論述告訴我們,只有承認勞動所有權,勞動者才是獨立的,才會自己對自己負責(自己對自己負責的反面就是依賴國家、依賴組織,這樣就無法搞市場經濟);只有承認自由勞動,才談得上勞動者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才談得上勞動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和高效配置。

    事實上,也只有如此,市場經濟才能發揮它的應有功能。如果不承認勞動所有權,窒息勞動力的流動和交易,就很難有大規模的其他商品交易,也就難以帶動其他資源的優化配置。只有勞動力成為商品,貨幣才能成為資本,商品生產才能普遍化。在馬克思的這個論述里,也包含著同樣的意思。當今中國市場經濟發達的地區,也正是通過大量的人員流動發育起來的。據此,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自由勞動是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基礎。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能不承認勞動力所有權和自由勞動。

    除了對自由勞動的論述之外,斯密對于我們今天所講的人力資本也有著高瞻遠矚的論述,只不過他在概括其內容、闡述其意義時用的是“固定資本”的概念。斯密把“社會上一切人民學到的有用之能”看作是“固定資本”的重要內容。他說:“學習一種才能須受教育,須進學校,須做學徒,所費不少。這樣費去的資本,好像已經實現并且固定在學習者身上,也是財產的一部分。工人增進的熟練程度,可與便利勞動、節省勞動的機器和工具同樣看作是社會上的固定資本。學習的時候,固然要花一筆費用,但這種費用可以得到償還,賺取利潤”。

    仔細地想一想,斯密把這些內容歸結為“固定資本”似乎意義更為深遠。

    自然秩序

    英國學者羅杰·巴克豪斯曾經在他的《現代經濟分析史》中指出,斯密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是廣泛的哲學體系的一部分……”(【英】羅杰·巴克豪斯:《現代經濟分析史》)。

    從哲學層面講,斯密信奉自然秩序,這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時髦的哲學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世界上存在著一種內在的自然秩序(不管這種秩序究竟是什么),這種秩序要比人類人為地創造出的秩序優越得多,自然規律優于人造規律。

    在斯密以前,重農學派(法國的一個認為只有農業才真正地創造財富的學派)就堅持自然秩序的觀點。他們認為人類社會是由自然規律所統治的,而自然規律永遠不是統治者的獨斷法律所能改變的。他們具體闡述了自然規律的內容,即享受財產所得的權利、從事勞動的權利以及享有不妨礙他人的、追求個人利益的自由。把自然秩序翻譯成現代語言,即是說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其各個因素之間深藏著一種動態平衡的關系,即我們通常所講的規律。斯密與重農學派過從甚密。在《國富論》里他把自然秩序的觀點發揮到了極致。閱讀《國富論》,可以發現字里行間都滲透著“自然秩序”的思想,以至于很難單獨把一段話引出來作為他對自然秩序的論述。

    由自然秩序的思想出發,斯密反對以任何形式對工商業一般事務進行干預,主張保護私人產權,主張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扮演“守夜人”角色的自由市場經濟。

    斯密具體規定了國家的職能或公共產品的范圍。這些公共產品是:其一,公共安全。斯密說:“君主的義務,首先在于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暴行與侵略”。其二,法律秩序。斯密說:“君主的第二個義務是,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壓迫,換言之,就是設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其三,其他公共產品。斯密說:“君主或國家的第三個義務就是建立并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這類機關和工程,對于一個大社會當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質來說,設由個人或少數人辦理,那所得利潤絕不能償其所費。所以這種事業,不能期望個人或少數人出來創辦或維持”。斯密這里所講的,還包括主要是為了便利社會商業、促進人民教育的公共設施和工程。換言之,這些必須政府辦的是不能交給市場的,是市場的負責清單。

    斯密對中國的評論

    在《國富論》里,斯密對當時的中國經濟、中國的經濟體制有著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來依然發人深省、耐人尋味的評論。在此,我們摘其主要者而論之。

    1.對中國與近代歐洲產業政策取向做了對比。

    他認為:“近代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學,比較有利于制造及國外貿易,即城市產業,比較不利于農業,即農村產業”,他強調,“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業。在歐洲,大部分地方工匠的境遇優于農業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業勞動者的境遇卻優于技工”。

    我們確實特別重視農業,并且是自然經濟的農業,歐洲確實特別重視制造業,特別是與國際貿易相關的制造業,結果歐洲發展了,中國落后了。就中國今天的情況看,那些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區域依然落后,而那些以制造業為主的區域卻經濟發達。原因在于制造業附加值高,而且必須進入流通領域甚至是國際貿易領域,是一個開放的、競爭性強的產業。而斯密所講的當時的中國農業,是我們的傳統農業,這種農產品附加值低,而且進入流通領域的比例極少,是一種相對封閉的產業。

    這些分析告訴我們,為了經濟的發展,我們在產業選擇上應當遵循與市場化相結合的原則,注重所選產業的附加值彈性,并且盡量擴展和提升所選產業的產業鏈和附加值。由此出發,我們應當改造傳統農業,使之盡可能地產業化和市場化。

    2.認為中國應當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并重。

    他指出:“中國幅員是那么廣大,居民是那么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的,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能夠支持很大的制造業,并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場,那么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制造品,大大改進其制造業的生產力”。

    斯密的這些評論是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的,在今天依然有現實意義。中國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重視國內市場,因為中國幅員遼闊、國內市場廣大,忽視了國內市場的開發而僅僅依靠對外貿易是不符合中國的國情的。中國同樣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國外貿易,因為當今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

    我國現在非常重視國內市場,必須建立包括各種要素在內的、無障礙的大市場,各種要素能夠配置在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作用的產業和地區。馬克思認為,平均利潤的形成是各種要素最佳配置的標志,但前提是無障礙的大市場和各種互素的自由流動。德國曾經的落后就在于沒有建立起統一的市場,后來的發展和統一市場的建立不無關系。我們要建立統一市場,必須克服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這是當務之急。

    3.國歷史上的落后在于缺少市場濟,必須堅定不移地進旨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改革。

    在《國富論》里,斯密有一段對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法律構架的評論,這一評論即使在現在看來也是非常切中要害的。

    斯密說:“中國似乎長期處于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法律制度所允許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個忽視或鄙視國外貿易,只允許外國船舶駛入一二港口的國家,不能經營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經營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資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貧者或小資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下級官吏借口執行法律而強加掠奪的國家,國內所經營的各種行業,都不能按各種行業的性質和范圍所能容納的程度,投下足夠多的資本。在各種行業上,壓迫貧者,必然使富者的壟斷成為制度。富者壟斷行業,就能獲得極大的利潤。所以,中國的普通利率,據說是百分之十二,而資本的普通利潤必須足夠負擔這樣的利息”。

    斯密的這段論述起碼說明了當時中國社會的諸多特征:(1)封閉或閉關自守;(2)不是市場經濟及與之相應的法制;(3)保護大官僚的壟斷利益;(4)普通老百姓的權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5)這樣的制度安排極大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制度安排能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斯密的這些論述切中了當時中國的時弊,揭示了中國長期落后的主要原因。

    19世紀末,中國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嚴復曾以《原富》的譯名翻譯《國富論》并于1902年出版,然而并沒有引起任何值得重視的反響,因為清末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條件與《國富論》的精神相差太大了,根本沒有對《國富論》所倡導的精神和制度變革的需求。今天,中國人民在艱苦的探索中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此我們才感到了斯密思想的深邃和偉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斯密當年所批評的現象有望得到根本的改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使中國同樣富國裕民,中國人民必須沿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堅定不移地前進。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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