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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困在皮村的北漂客:疫情下,打工人沒了工地活

    田進2022-05-21 08:57

    經濟觀察報 記者 田進 皮村短暫的安靜了下來。

    穿過頗具藝術感的皮村大門——一個更像是出現在798里的建筑,映入眼簾的是一條綿延500多米的商業主街,安徽板面、川湘菜等各色蒼蠅館子與果蔬店、理發店像被拼積木似地排列。被統一涂上土黃色、暗紅色的自建房墻面,開始斑駁脫落,附著手機號的”公寓出租、拎包入住”成為墻面上張貼最多的廣告。

    5月18日正午1點,氣溫30攝氏度,整個商業主街幾乎沒有陰影可以躲藏,穿著工地服或運動裝的男女老少耷拉著腦袋,快步穿過街道。抬頭望去,狹窄的天際線已被四散拉扯的電線所切割,疫情前空中每隔幾分鐘轟鳴劃過的飛機不見了蹤影。

    工人文學、打工子弟學校、范雨素,這里是一座曾被貼上種種標簽的北京城中村,也是一萬名背井離鄉的務工人員在北京唯一的落腳點。

    一些人近三個月的收入幾乎為零,下一個月的房租開始成為問題,開工的時間還看不到,但返回老家依然不在他們的選項中,“老家三四千元的工資根本養不活自己和孩子”,一位皮村客說。

    但與他們反復面臨的種種困境相較,此次疫情帶來的影響也不過是人生中又一段平庸的波折??偟膩碚f,他們還打算再熬一熬。

    在疫情到來的5月,曾經兩點一線的皮村客,開始蝸居在一間小小地低矮的出租屋中,蝸居在這座偌大城市邊緣的皮村之中。

    失去收入的第三個月

    站在巷道上打開門,茍在胡在皮村的十余平出租屋便一覽無余——緊挨著窗的是一張上下床,上床堆砌著冬天的棉被和各色布袋,下床則是他和9歲兒子的床鋪;灶臺上常常擺放著前一天沒洗的碗筷、炒鍋;剩下的空間,被雜亂無章的調味料、洗衣機、啤酒瓶等生活用品占滿。

    年初,茍在胡因身體原因在出租屋內休養了兩月,當四月下旬開始尋找工作時,北京疫情再起,所有的裝修活也都被暫停。他說:“之前主要靠親戚朋友、以前的雇主等介紹活,最近一個月都是反饋說沒有活干?,F在已經三個月沒收入了,每天就是在家玩手機。之前從未中斷如此之久。僅有的存款如果這么吃下去,再有個把月還沒活,那就完蛋了,只能借錢。”

    因為收入中斷,他在去年開始繳納的社保也斷繳了。“去年專門找的社保代繳公司,每月需交約2000元,就是想著60歲后能領取退休金,自己多一份保障,以后也不給小孩子增加負擔?,F在斷了就斷了吧,到時看能否找公司退,只能是這樣子。”

    2022年2月14日,他帶著兒子返回北京時,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用一年時間還完5萬元建房欠款。

    按照以往生活軌跡,這樣的目標并不難達成:做裝修工,每天工錢是400多元。雖然不是每天都有活,正常行情下,一年能掙10萬出頭?;ㄙM上,每年房租、水電費約1萬元、孩子學費1萬出頭、父子兩人各項生活費約3萬。

    這是茍在胡北漂的第14年。

    2008年,經同鄉介紹,34歲的茍在胡和妻子從四川巴中出發,坐著綠皮火車晃蕩近30個小時后,開始了北漂生活。此后每年,基本只在過年期間回家一趟。

    從東三環的亮馬橋、大清寺到酒仙橋、黑橋村,最后再到東北五環外的皮村。談起自己租住過的地方,茍在胡能說出一長串地名。和過往一樣,他每月600元的房租價格屬皮村最低那一檔,洗澡只能去澡堂,上廁所也是在公共衛生間解決。在北京14年,作為裝修工,他見證并參與著城市規模的快速擴張,自己的租住處也一步步外遷。

    他說:“搬來搬去其實很麻煩,寧愿多付點房租也想住下去。很多時候都是租的房子要被拆了,就只能搬家,基本兩三年搬一次。”

    作為裝修工,他經常需凌晨5點從皮村騎摩托車出發,7點半開始在工地干活,每晚9點左右回到出租屋。北漂的日子雖然辛苦,但通過多年打工積蓄以及向親朋好友借款,2019年他在老家修建了一套三層樓房,這基本是當地每個出門在外打工的同鄉畢生追求。

    茍在胡表示:“房子框架花了30萬左右,所以房子一直沒錢裝修,還得靠自己慢慢攢。因為父母都不在了,房子現在就是在老家“生灰”。堅持要建房子就是為了以后回家能有個地方住。葉落歸根,中國就這個傳統。”

    但在房子落成那一年,妻子因病去世,他所有的生活節奏就此被打亂。

    他仍保留著很多妻子在世時要求的生活習慣。“高興時就自己做飯和孩子一起吃,雖然每次炒菜房子里都會充斥著油煙味,但吃得更干凈衛生。外面賣的飯菜,有時候米都沒淘。附近的二手衣服店基本不會去,不管怎樣,該吃穿還是得吃穿,沒有錢再想辦法。”

    中年喪妻,失業三月、社保斷繳,每一項放在一個中年人身上,似乎都難以承受。但經歷這些的茍在胡只是語氣毫無起伏地訴說著自己的感受:“難,日子也得過。走一步算一步吧,想多了也沒意思,也不管用。”

    對于未來,茍在胡表示自己沒去想過那么多。“我這個年紀還干得動,回去也不現實,老家三四千的工資連孩子都養不活,孩子學籍問題只能以后再去想辦法?,F在就是有活了趕緊干,不管錢多錢少。一家施工單位老板從去年底就開始拖欠我和附近工友總共20多萬元的工資,現在已經聯系不上他人。目前就想著疫情趕緊結束,想辦法上法庭申請勞動仲裁,拿回自己的辛苦錢。”

    茍在胡說,9歲的兒子是他工作與生活的全部希望。其實,他還有一個20多歲的大兒子,但很少對外人談起。“大兒子讀到初中二年級就輟學去打工了,不聽話。咱們是想讀書沒錢,他是有條件不讀,我也沒辦法。我也不對他奢望什么,各自顧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談話結束后,已經躺在床上刷視頻近一個小時的小兒子的手機再次被茍在胡收回,并附上一句“快寫作業,別玩了”。

    閑了下來

    鴨舌帽5元、板鞋15元、外套12元、牛仔褲10元,這是兩天前56歲的徐良元購置新衣的全部花費。

    他說:“都是便宜的二手貨。老穿干活時的衣服,顯得亂七八糟的,有時候有些人就會說你太邋遢、太懶了。二手服裝店便宜而且選擇多,還能裝點面子。我們不太浪費,也沒有錢浪費。”

    沒了活之后,不會網購、刷視頻的徐良元,只能每天在皮村里閑逛。徐良元不像村里在工地上干活的人,會抽煙喝酒打撲克、打麻將。自己就下點象棋、打打乒乓球、找人瞎聊天,無聊就睡覺過一天。

    過去28年,徐良元都是在外出打工中度過。1994年,28歲的他從湖北孝感前往廣東打工謀生,此后輾轉東莞、天津等多個城市。

    在東莞的工地上干活時,被砸傷、摔傷的事經常發生。徐良元的妻子當時在餐館里幫后廚洗碗,因為餐館生意比較好,經常加班勞累。加上夏天廣東熱,夫妻倆都是在地上鋪一張涼席,再潑上一層水,然后開著風扇對著吹一晚上。長久以往,妻子就落下了風濕骨病等毛病。2003年初,妻子因病開始在家休息。

    2003年4月,徐良元在天津的工地因為非典疫情解散。背負著愛人需錢治病以及孩子上學的壓力,他不敢回老家,最終輾轉來到北京大望京村。那時,正值大望京村向大望京商務區轉變,舊房拆遷、新樓盤建設給外來務工人員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因為挨著望京,附近出租屋業務很火熱,徐良元就負責幫私人老板干出租屋的砌墻、抹灰、門窗安裝等活,工錢45元/天,這樣的工錢在老家根本不敢想。租的是蓋著石棉瓦的平房,一個月120塊。唯一的擔心是當時對外來人口管理比較嚴格,經常查暫住證,徐良元和工友就上河邊或菜地里提心吊膽的躲起來。

    2003年底,妻子身體好轉后也跟隨開始徐良元北漂,一待就是19年。這期間,三個子女分別成家立業。不過,他仍未就此停下北漂的腳步。

    在湖北老家,對于他這個年紀的人,還遠談不上退休。他說:“老家更不好找活,但50幾歲就在家里不出去做事,是會被村里那些老人看笑話的,說你吃白飯,自己也過得沒意思。反正就是不能老在家里待著。”

    徐良元也沒有靠子女給自己養老的打算。幾年前,他用積蓄給大兒子在縣城首付買了房,兒子負責還房貸,但過年回家他仍選擇回村里老家居??;現在,他的大兒子在北京朝陽區做房地產銷售,兩人并沒有租住在一起——兒子租住著每月房租一千多的房子,他則在皮村租著400元/月的平房,沒空調、沒暖氣、沒電器,一輛三輪車就能裝完所有行李。

    他解釋說:“打工多年,習慣了比較原始的生活狀態,也不去打擾他。租的房子,夏天倒不那么熱,用蒲扇扇扇風或去外面轉轉就行;冬天就冷的不得了,需要蓋三床、墊三床棉被,電熱毯房東也不讓用。電費1塊5一度,能節省一點是一點。一般的感冒也奈何不了我。”

    徐良元與家人交流并不多,基本一個星期以上才通話一次。近幾個月,受疫情影響,大兒子每個月只能拿到三千多元的底薪,因此提出找他借錢還房貸。“我知道他要養孩子、還房貸,壓力很大。但我能幫啥,最近兩個多月,我斷斷續續就干了20天的活,自己也沒錢。只能各自克服各自的困難。”

    2020年結束北漂回到老家幫忙帶孫子的妻子,每次打電話也基本是找他“要錢、講些廢話??墒菦]活干哪來錢呀,后來她也問疲了。”

    徐良元還沒有打算回家,盡管存的幾千塊錢已經花得一分不剩,“老家的養老保險還在繳納著,但60歲之后每個月也就能領不到200元錢,什么都干不了?,F在就想著多攢點錢,干不動再回家。”

    沈金花的夢想

    皮村商業主街的盡頭是開辦了十五年的打工子弟學校“同心實驗學校”,在2020年秋天,學校因為各種因素被迫關停。

    2020年上半年,因為疫情沖擊,學校始終沒有迎來復課。那時,學生流失問題變得十分棘手。2019年底,小學六個年級還有約180人,幼兒園40多人。2020年上半年上網課并開始收學費時,學生退學的消息接連傳來。在2020年下半年秋季學期快開學時,學校統計后發現只剩下80幾個孩子愿意回來。

    2020年8月,學校校長沈金花和其他老師仍在為剩下的80多位學生做著線下復課的準備。“當時,我們還沒接到任何關停通知,一直在為達到秋季學期復課標準做準備,包括重新改造衛生間等。8月29日晚,教委還通知我們第二天要檢查。8月30日,教委突然召開緊急會議,通知我們和皮村另外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將被分流到黎各莊的一所學校。運營15年的同心實驗小學就此迎來終點。”

    作為學校校長,沈金花仍努力在學校原址上構建自己的社區教育試驗田。她說:“疫情加速了我們退出歷史長河的進度,失落過、迷茫過。但我相信這會是一個新機遇的開始。”

    2005年,剛大學畢業的沈金花和同為北京工友之家的志愿者們共同創辦了皮村同心實驗學校,自己擔任學校校長,學校招生主要面向皮村的打工者子女。高峰時期,學校生源數達到了800人,但從2013年,生源人數開始每況愈下。

    沈金花表示:“2013年下半年,全國開始統一電子學籍。北漂農民工的子女如果不在老家上學,可能就沒辦法辦理電子學籍,這將決定孩子是否可以參加中考,而我們這類打工子弟學校又沒辦法為學生辦理北京的電子學籍。最終倒逼很多生源回流;2018年的疏解非首都功能影響也很大,皮村附近的廚具、有機玻璃工廠等都被搬遷到河北、天津等地,現在皮村附近基本沒工廠了。當就業機會外遷,很多家長就帶著孩子回老家上學了。當時也有學校老師因先生就業的工廠外遷而選擇跟隨家人離開。”

    一直以來,同心實驗小學的運營處于“灰色地帶”。2005年建校時,沈金花就去做過學校的辦學許可證的申請,但當時就被駁回,此后也一直沒通過。

    沈金花介紹,最早在2010年時,當地社會力量辦學科的一位科長就曾召集附近的打工子弟學校校長開會,提到北京要申請成為世界級城市,即使已經擁有辦學許可證的打工子弟學校,也要做好許可證到期后不再續的準備,學校最晚關停期限將是2020年。也是在那時,沈金花就知道關停一刻終將到來。

    沈金花提供的數據顯示,從2005年-2020年,北京流動兒童學校從500余所降至不足100所。

    當關停真正到來那一刻,她還是有諸多不舍。“面對突然的關停,老師們需要處理離別情緒與工作變動。2020年協助完孩子完成新學校環境的適應后,五位老師中有三位老師陸續離開去了培訓機構或幼兒園。”

    下一步該怎么辦?有人勸說她做處在風口上的托育機構,也有人勸說直接原地解散,各自謀生。

    此前,同心實驗小學主要扮演兩方面角色,一是提供學?;A教育,二是為周末的公益活動及免費社區教育課程提供場地、人力。兩方面的成本基本由學生學費承擔。

    沈金花表示:“沒了基礎教育部分,意味著接下來所有的公益課程都沒有了資金來源。作為一家公益組織,我們想把教育這件事繼續做下去,也擁有著很多外部社會資源以及愿意一起走下去的老師。當時壓力真的特別大,不知道該如何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

    2021年,沈金花開始探索將周末的社區教育課程擴展至每天,形成一個兒童友好的社區公益教育空間,由學校老師和固定的志愿者為放學后或周末的孩子提供廚藝、圖書閱讀、設計思維等各類課程。各項成本由會員收費制以及公益捐贈來覆蓋。“來報名參加課程的家長主要有兩類,一是認為課程豐富,能鍛煉提升孩子;其次,家長完全沒有時間管孩子,希望孩子有一個安全的地方玩耍、學習。”

    沈金花坦言,這樣的社區教育模式仍處在探索當中。因為反復的疫情,課程活動也多次被中斷,但人力、場租卻一直需要支出。

    “現在固定參加課程的有20多個,這還遠不能覆蓋各項基礎運營成本,我們只能逐步勸說更多家長參與以及爭取更多公益捐贈。其實,我們剩余資金只能維持到今年8月份了”,沈金花表示。

    在她設想中,在未來成熟的社區教育空間中,皮村的孩子及其父母都能參與進來。“通過低費服務方式,教育空間不僅能實現持續運轉,也將減少對于公益籌款的依賴。即使有經濟方面的顧慮,孩子父母也可以通過志愿活動來換取各項課程與場地服務。最終,皮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將更加緊密、活化。”

    5月18日下午五點,安靜的皮村再次熱鬧起來——三三兩兩的人群從出租屋內涌出,穿過狹長的巷道來到主街,小吃店廚師開始攪動炒鍋,果蔬店老板忙著裝袋稱重。各色食物香味、人的汗漬味、交談聲,一時雜糅在一起。生活,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三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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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資新聞部記者
    關注宏觀經濟以及人社部相關產業政策。擅長細節深度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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